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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中如何实现“熵减”?

来源:中国国防报作者:毛炜豪责任编辑:于雅倩
2021-02-02 10:13

战争中如何实现“熵减”

■毛炜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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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场上,作战体系可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,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相当于若干子系统,要实现作战体系的内部高度有序,就要建立并运行能够影响整个作战体系的“战争协同机制”。这种“协同”并非单一行动的协同,而是全时空,全系统,全流程的协同。如果从“熵”的角度进行解读,要想让作战体系内部更加“有序”,需用“熵减”来对抗“熵增”,从而有效提升战斗力,增大击败对手的概率。

什么是“熵增”与“熵减”

熵的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提出,用以度量一个系统“内在的混乱程度”。所谓熵增定律,是指在一个孤立系统里,如果没有外力做功,其总混乱度即熵会不断增大。

根据熵增定律,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很多现象都能够得到解释,如房间不收拾会越来越乱,农田不打理会杂草丛生,食物放久了会腐烂分解,太阳会不断燃烧衰变。由此可以推导出:恒星终将熄灭,生命终将消失,宇宙终将变成一片死寂。这个最终的状态也被称为“热寂”。由于熵增定律无处不在,爱因斯坦甚至将其称为所有科学定律的“第一定律”。

如果说“熵增”的本质是“宇宙趋于混乱和无序”,那么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过程,就是在对抗“熵增”。薛定谔在《生命是什么》中说道:“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,生命以负熵为生。”认为人只有通过摄入食物,严格自律,才能够对抗“熵增”。换个角度思考,战争中,对抗双方消耗,杀伤,破坏对方力量体系的过程,也符合熵增定律,甚至在加速“熵增”。那么,通过什么方式,可以有效对抗“熵增”,从而提升自身战斗效能呢?

答案是“熵减”。如果说“熵增”代表“趋于混乱无序”,那么“熵减”就代表“趋于清晰有序”。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:战争中如何实现“熵减”?

从定义来说,“熵增”的条件有两个:封闭系统+无外力做功。那么,实现“熵减”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:开放系统+外力做功。

所谓开放系统,就是吸收“负熵”。对于自然界的植物来说,“负熵”就是阳光;对于动物来说,“负熵”就是食物链下游的动植物。对于战争中的武装力量来说,“负熵”则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。战争是不断消耗的过程,因此,对于交战双方而言,后续补充的战斗人员,武器装备,弹药物资等都是“负熵”,也是实现“熵减”最有效的手段。此外,情报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“负熵”。战场上,情报信息能够有效减少“战争迷雾”,帮助指挥员了解掌握清晰全面的战争态势,从而作出正确决策。

所谓外力做功,就是建立“协调同步机制”,使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高度有序,系统运行更加高效流畅,从而降低混乱度,对抗“熵增”。自然界的类似同步机制无处不在,比如鸟群,鱼群,蜂群,蚁群等,它们结伴而行,同步迁徙,觅食,攻击或躲避。这种同步机制的深层次原理尚待研究,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,这种协调同步的机制普遍且一直存在,对各类物种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战争。战场上,作战体系可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,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相当于若干子系统,要实现作战体系的内部高度“有序”,就应建立能够影响整个作战体系的“战争协同机制”。

以“战争协同机制”对抗“熵增”

所谓“战争协同机制”,指的是全时空,全系统,全流程的广义“协同”,并不单指作战行动。从熵的角度进行解读,“战争协同”的目的是为了让作战体系内部更加有序,从而对抗“熵增”,实现“熵减”。事实上,协同机制一直都存在并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影响着战争系统的运行。目前来看,主要包括力量,意识,思想三个层面。

力量层面的协同。这种协同方式主要是通过摆兵布阵,优化组合的方式来实现。历史上,通过力量密切协同赢得战争的例子数不胜数。如贝卡谷地之战,就是空战与电子战密切协同的范例。1982年6月9日,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突袭。以军首先派出无人机引诱叙利亚防空导弹阵地雷达开机,F-15,F-16,F-4战机和E-2C预警机,波音707电子战飞机紧随其后。其中F-15,F-16战机用于拦截叙利亚“米格”战机,以确保制空权;E-2C预警机全程提供指挥通信和电子干扰。这招果然奏效,叙军防空制导雷达开机后,虽然击落不少无人机,却暴露了自身位置。以军F-4战机随即发射反辐射导弹和空地导弹,通过信号追踪对叙军防空阵地实施打击;短短数分钟时间,叙军经营多年的“萨姆”系列防空导弹阵地便毁于一旦。防空阵地遇袭后,叙军战机升空拦截。但是这些战机还未进入贝卡谷地,就被以军波音707电子战飞机切断了与地面中心的通信。而后以军以逸待劳,协同作战,击落叙军大量战机。经此一役,叙利亚有数十架飞机被击落,20多个防空导弹连遭重创,而以军只损失了几架低成本的无人机。这场作战表明,信息化战争时代作战力量的优化组合和密切协同,是实现“熵减”作战的基本途径。

意识层面的协同。这是比力量层面更高级别的协同,主要通过增强“协同意识”的方式来实现。作为基本指挥方式之一的分散指挥,目的就在于增强和发挥各级指挥员的“协同意识”。1948年10月15日,我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,为防止国民党军主力后撤,计划就地聚歼廖耀湘兵团。10月19日,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计划。各路纵队从多个方向进入战场,展开战斗。尽管拟定了作战计划,但敌主力方位不明;廖耀湘兵团也无法预见会在哪里遇到我方围堵。双方兵力犬牙交错,战场态势迷雾重重。在此背景下,东北野战军指挥部适时下放指挥权,要求各部围绕作战意图实施分散指挥,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,积极开展临机自主协同。当时,独立第2师准确判断出廖耀湘要从营口逃跑,在未接到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,主动出击,死死缠住敌人,成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关键一环。第6纵队得知“廖耀湘决定往新民方向撤退,4个主力军已经集中在胡家窝棚一带,准备沿着公路推进”这一重大情报时,当机立断展开围堵,死守阵地,彻底封住了敌人撤退的道路。第3纵队一部得知,在胡家窝棚国民党军佩短枪的比拿长枪的多,小汽车多,电话线多,瓦房上天线林立,因此断定此处必有“大鱼”,果断出击攻入廖耀湘兵团指挥部,一举捣毁敌指挥中枢,加速了廖耀湘兵团的覆灭进程。我军各路纵队的这种思维方式,就体现了分散指挥的要旨——指挥员关注的不仅仅是上级命令的完成情况,更是上级意图的实现程度。与分散指挥类似的指挥方式还有任务式指挥,也是强调上级充分下放指挥权,让下级指挥官围绕上级意图自主行动。2003年,美军在巴格达实施的“迅雷行动”就是典型的任务式指挥。这些战例表明,意识层面的主动作为和相互协同,是实现“熵减”作战的重要手段,也是未来指挥方式发展的重要方向。

思想层面的协同。这种协同主要通过思想上的“武装”来实现。撇开意识形态,武器装备等因素,单就战斗精神而言,历史上强大的军队,都完成了思想层面的“武装”。例如,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。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陆军为主力对抗以美军为首的“联合国”海陆空三军,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均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最终赢得胜利。作战中,许多志愿军部队在发现美军进攻规模较大,情况危急时,不怕牺牲,主动留下阻击,掩护友邻单位。通过一场场坚决的阻击战,把美军的铁甲洪流死死拖住,将战线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一带。这个被美军视为“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碰到的最强硬的对手”,就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。以至于西点军校学者在总结战争教训时强调,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,怕的是中国军队毛泽东化。

实现最深层次的“同频共振”

力量,意识,思想三个层面的“协同”相对比,其对军队内部“有序”程度的影响呈递增趋势。如果说力量层面的协同是“联合”,意识层面的协同是“耦合”,那么思想层面的协同就是深度“融合”。这种思想层面的“同频共振”,使得军队每一名士兵都能够在上级命令下全力以赴,视死如归,将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极致。

举个例子,如果上级命令甲部队守住某座桥,以阻止乙部队机动。力量层面的协同,能够保证甲部队在准确的时间节点抵达这座桥,与友邻部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。这种协同方式可以保证甲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,但并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。意识层面的协同,能够保证甲部队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时,通过充分理解上级意图,主动撤至乙部队机动路线上的另一处高地,继续执行拦阻任务。这种协同方式主要依靠指挥官的联合意识和临机处置,如果对上级意图理解出现偏差,那么命令执行效果将大打折扣。

而思想层面的“协同”,则能够保证甲部队坚决,彻底地完成守桥任务,哪怕战至一兵一卒,流尽最后一滴血,也绝不让敌人从此桥通过。这种“协同”方式将完成任务视为第一原则,这一原则高于一切,乃至生命。这也是我军历史上董存瑞,邱少云,黄继光等英雄人物前仆后继的主要原因,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军队集体的组成部分,在关键时刻坚决服从全局利益,宁可牺牲小我,也要完成任务,成就大我。

熵增定律无处不在,无时不在,但只要认清其规律,在吸收“负熵”的同时,努力“做功”,从力量,意识,思想等层面加强“协同”,就能够有效对抗“熵增”,实现“熵减”作战,从而提升战斗力,增大击败对手的概率。

换个视角看战争

■侯永波

去年,一部名为《信条》的电影在国内上映,让观众大呼“烧脑”。电影中人类运用“逆熵”原理实现了时间的逆转,在银幕上展现出一种奇特的“时间钳形攻击”行动。从熵的“逆熵”再到时间逆转,再到“熵减”作战,可谓大开脑洞。

众所周知,科学技术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动力。相比于科学技术对武器装备发展的牵引推动,其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启迪改变更为深刻和持久。这就启示我们在加强现代科技特别是军事高技术知识学习的同时,要不断提升科技素养,创新思维模式,善于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考察战略战术变化,丰富看问题的视角,拓宽搞研究的视野,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把脑洞开得再大些,为军事理论创新插上隐形的翅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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